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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朱志军:我更像肝病患者的家庭编外成员 

   据世卫组织所公示的资料显示:全球范围内,肝炎病毒每月造成150万人死亡,疾病致死率已经超越艾滋病,位列榜首。目前治疗重症肝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肝移植手术,但由于肝源严重缺乏,每年仅有不到1%的重症患者能够进行肝移植手术。而更多的患者则由于等不到合适的肝源,饱受疾病的折磨直到生命结束。

  和时间赛跑,是肝病治疗的现实写照。

  有一个患者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朱志军到现在提起来都只剩心痛。

  “有一天我的一个老患者突然跟我说,我觉得乏力太严重了,全身没劲。”这是肝病到后期的表现,朱志军说,那周二有床位,你来吧。

  那天,老患者到了下午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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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志军有他的联系方式,就打电话问他,“你到底来不来?”

  结果才知道,早上他出门前上厕所,就大出血倒在厕所里,没有救过来。

  “我们做器官移植的医生,很特殊的就是器官短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朱大夫原籍四川峨眉,所以当碰到来自四川的患者,他会自然地切换到家乡话。乡音的建议,多少会让远道而来的病人更有归属感。

  “亲属捐的好处就是比较快,比较及时,另外省钱,能省四十多万。哪个对病人效果最好,其实各有利弊。亲属之间的好处就是,器官质量的可控。不好的地方是,需要一个健康人,为了救他的亲人,接受一个他本不该接受的手术。即便是亲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也不是所有人遇到这种生死抉择的时候都能够挺身而出的。”

  朱大夫在门诊时,更像是病人家庭的编外成员。

  因为这个时候,影响做决定的远不止于手术费用的问题,朱大夫还要替家人做一个更痛苦的决定:是选择等待不确定且花三倍费用的社会肝源,还是转向更便宜但却牵扯家庭至亲的家族捐赠。

  时间、金钱、亲情,哪个都是要命的问题。“我们作为医务人员是治病救人的,最起码对健康人不能有伤害。而亲属间的器官捐献,就有一些伦理上的冲突。”

  器官分配,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就是分配了生与死的机会。

  友谊医院肝移植中心并不大,一共30张病床。朱大夫每周的查房非常的仔细,因为他一直希望:在苦苦等待肝源的患者中,能找到另外一种途径,一种缓解供肝短缺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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